“大庆”这一名字源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这似乎构成了一种鲜明的象征——在共和国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像大庆这样，将物质景观、日常生活、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缠绕得如此紧密。它始于石油的开采，并在此后几十年里迅速成为时代工业地标，影响着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在《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一书中，现任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侯丽，重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发现与规划史。

　　这项研究始于侯丽的博士论文，她将自己的出发点归结于一种“追求身份和意义的努力”。侯丽成长于华北的胜利油田，她的父亲是一名油田工程师，童年时的她总在荒原上游荡，看着陆地表面的天然气与石油孔洞，深入地壳的钢铁机器，以及由泥和砖砌成的平房所组成的厂矿院落，这样的工业与自然景观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而成年以后，她来到上海，就读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目睹了另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变革。这些经历使她开始思考城市化的动力与类型，也包括城市化的代价。同时，她也希望了解并解释自我身份的来龙去脉。

　　在这本书中，侯丽还试图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宏大叙事交织在一起。每一章节里，侯丽都平行叙述了一位生活在大庆的女规划师查滨华（书中名为“晓华”）的故事，她是侯丽在同济大学的前辈校友，1962年毕业后前往大庆，在艰苦条件下参与油田建设，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直到今天，晓华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相片、日记和信件，这为侯丽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和感受。

　　在这本书的前言，侯丽引用了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一句话：“地方建设是一种包含了物质、表征和符号的政治活动；个体投身建设于某地，并因为这种投入而被赋予了集体的属性。”因此，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史，也是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的相互塑造。侯丽最想通过这本书回应的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宏大的历史架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如何保持独立性与韧性，以及如何明白生活和生命的意义。

　　作者: 侯丽 译者: 张欢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7 说到底，所有的历史里更重要的还是人

　　界面文化：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大庆不是一个陌生的对象了，其中也会有很深的时代情结，你认为这本书讲述的是怎样的一段大庆故事？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新视角？

　　侯丽：大庆确实是一个已经被广泛记录和宣传的话题，但当我发现它的时候，我有很多新鲜感，因为过去的许多叙事都比较片面，要么是对大庆的战歌或是赞歌，要么就是一种刻板的批判，标签化地说它是极左的、荒诞的。而在阅读档案和田野调查的过程里，我看见的反而是一种多面性。

　　这也跟我的研究视角有关，城市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领域。首先，城市规划涉及到国家行为，这里指的不仅是具体的建设行为，还包括国家作为一个制度进行自我建设的过程。其次，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引入与现代化是紧密交织的，所以这也是现代化的历史，是超越民族国家、受到世界潮流影响的，比如，什么是高效率的城市经济运作？健康、卫生、安全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如何去建造它？这就是现代化的叙事。最后，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所塑造的空间，建成的环境，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决定了我们住在胡同还是里弄，就像书里所写，距离医院有多远，是不是有幼儿园，等等，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能通过这本书提供一种全景式的描写，当然，我也做了一定的聚焦，更多关注的是国家计划、规划与设计，以及以晓华为代表的技术精英所经历的日常生活。

　　界面文化：这也体现在了双线叙事的写作结构上，尤其是个体故事的部分，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写法的？

　　710公海赌船

　　侯丽：我平时爱看小说，这种双线叙事很常见。但最主要的还是资料的丰富性，我在与晓华漫长的相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材料，她在时代里的个人感悟，那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与我作为第三者的叙事并不一样，所以决定把它加进去。在写作过程中，我每写完一个章节就会发给大家看，很多人明显对这段个体故事更感兴趣，他们会不断地写邮件问我，晓华后来怎么样了，我也慢慢意识到，说到底，所有的历史里更重要的还是人。而且尽管我在前面将晓华归为技术精英，但她仍然是时代里的一个普通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骄傲的那种成功者的故事，但是她很珍惜自己的故事，比如她会对自己的照片做标注，写上这是第几个家，而不是说哪处房子，从她的记录里，我能感到一种生活的热情，尤其是在一个个体被压抑的时代。

　　界面文化：在对个人的叙事里，你努力呈现了一种苦乐参半的复杂性，既有献身集体的自豪感，也有一种对人性和时代氛围的怀疑。比如晓华和丈夫阿松出于同情，将自己分到的房子让出一间给条件不好的同事，但日后晓华生病住院，为了照顾她，阿松找到那位同事，想要借住一段时间，可那对夫妻并不愿意——他们后来又添人丁，担心阿松是想要回房子。你写到，“他对集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信仰被击溃了”。

　　侯丽：我想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吧，它不可能那么简单、干净、主旋律，也不纯粹是黑暗、压抑、批判的，我想证明人性本身就是丰富的。就你讲的这个例子来说，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大庆希望追求一种绝对的平等，但这是很难达到的，于是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非常多的不平等，这是我在写作里想要重点刻画的，因为这两种状况都是真实的，只是在某些历史时刻，其中一方就变成了压倒性的声音。另一方面，在大庆这个看似平等的社会，这位同事其实处于劣势，他们没有资格分到更好的房子，这更像是一个意外的慷慨，所以他们要抓得更紧，也就是说，人性的塑造也是被时代、制度和社会结构所影响的。

　　晓华（第一排左三）和阿松（后排站立者左一）与同学们在下乡活动时参照《柳堡的故事》在上海松江桥上合影（1959年。来源：晓华）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讲，这些参与油田建设的人们，也在经历一场教育和改造，成为国家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比如要先生产、后生活，牺牲个体成全集体，当时也有很多铁人、铁姑娘的模范形象。但这些特质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又很快发生了转变。

　　侯丽：如果说只有一件事是永恒的，那就是变化，拒绝变化在短期内是可能的，但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拦历史的变化。在我的访谈中，很少有人真的认同当时那种简单的改造。有偏向功利的选择，当时石油学院的待遇很好，免学费，招工也比较牢靠，也有人是真的出于那种热情的感召，去建设祖国前线，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从我的观察来看，后一种人对历史的变化可能会更敏感一些，他可能更容易被那种伟大的历史感所驱动，去献身特定的事业，而这样的人往往也容易被新的伟大所驱动，像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始终是弄潮儿。反而是那些出于功利选择的人，可能就留在了那个时期。

　　侯丽：改革开放以后，她就转行做建筑师了。当然并非那么顺利，她在单位评职称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她没有作品。在大庆的几十年里，她所在的大庆设计院只有一件作品，那就是干打垒，大庆唯一的住宅建筑，这是一种混合了本地粘土和干草的夯土建筑，成本低、建成快，符合当时的生产需要，但问题是，这是集体成果，你很难讲是谁的作品。晓华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她当时抱着她的材料去评定委员会哭诉，她说，你们要承认我呀，你们要承认我呀，她说了好几遍。我听到的时候既感叹又冲击，她的这种又爱又恨的态度，是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的感情。

　　侯丽：还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是大庆的女家属，她丈夫是转业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后来被调到大庆，因为大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她生了五个孩子，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回家还要做各种家务活，孩子经常照顾不过来，有时候被吹到油坑里，或是不小心坐在炉子上烫伤了。而且她后来的待遇也不是很好，与晓华相比差了很多。但她说起这些经历时，与晓华的那种丰富情感形成了很大反差，她完全没有抱怨生活的苦，好像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似乎是当时另一种代表性的心态。

　　还有当时的一位政工干部，是孤儿，非常贫苦，东北石油学院毕业后到油田工作，他当时跟一个铁姑娘谈恋爱，尽管对方出身不好，组织不太支持，但他还是决定跟对方结婚，因为铁姑娘当时在社会中还是很受尊敬的，有点像现在学习成绩好的女生。但结婚几年后，那位铁姑娘因公牺牲了，因为她工作非常拼命。这位男性只能白天工作、晚上带孩子，独自将两个孩子养大。在传统东北社会里，男性比较少承担育儿职责，这么看来大庆对平等文化的强调，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用“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这一表述来讨论大庆的规划历史，大庆的规划确实与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经济计划都紧密关联，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表述吗？

　　侯丽：用书里的一句话讲：计划经济中的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甚至我觉得这句话适用的不仅是计划经济，在当下也仍然适用。我在读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时，经常感到又好笑又苦恼，因为用的都是些“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很难理解到底在说什么，比如这句话，“计划要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要保持均衡发展”，其实很难读懂。很多时候有关经济的争论，包括后来的“生产生活大辩论”，直接涉及到政治路线的争论，经济分析中总是掺杂着权力关系，既包括中央与地方，也包括政府内部。这在大庆以及日后的共和国历史中并不鲜见，比如主导大庆开发的石油帮在70年代全面进入到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开放的政策制定中，也是因为他们拥有经济资源，当时石油提供了最大的外汇收入，没有石油，当时的洋跃进、四三方案都不可能成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61年版以安达为中心城市的大庆油田总体规划草案（作者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资料重新绘制）

　　界面文化：进一步可以看到，大庆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想城市的模型，甚至还承载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比如平等、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这样的理想。

　　侯丽：对乌托邦式理想空间的想象，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你在历史中可以找到一条非常漫长的主线。所以乌托邦仍然源于过去的经验，现代化往往会被解释成工业化、城市化，它回过头来就容易将乡村和农业社会浪漫化，这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人对变化的恐惧，于是变得怀旧。当然另一方面对于大庆的个案来讲，它更多有一种事后的附会，因为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意识，大庆的发展模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救命决定，是在事后被拔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被作为新的乌托邦理想，这反而使它变得尴尬、被异化了，有人被捆绑在这个理想上而拒绝发展，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

　　界面文化：从大庆的城市空间也能看出一种意识形态关联，比如居民点去中心化的分布，统一平等的居住建筑，你怎么看待这种关联？

　　侯丽：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很多，最有名的就是新马克思主义一直在讲的“空间生产”概念。在做这项研究时，有一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中文名可以翻译成《磁山》（Magnetic Mountain），这本书讲的是苏联人如何进入西伯利亚去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空间，也就是钢铁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又如何经历挫败，作者就是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叫社会主义城市的东西？对于大庆来说，这种就近居住、就近开采的石油村落更多是一个经济思维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生产关系的折射，它的住宅样式、居民点之间的秩序和关系，都有意识形态的干预，因为它在试图创造一个平等的城市。

　　这种企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过，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纽约的曼哈顿。美国建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他对当时华盛顿作为首都的规划非常鄙夷，因为它有国会、白宫这些轴线对焦的中心，他认为这是老帝国的形态。所以在纽约曼哈顿的规划中，它变成了一种均质的网络，当然也有人批判说，这是商人的考量，方便出售土地，也利于均等地分配哈德逊河两岸的港口岸线，但这种街道网络的设计，也达到了一种平等的效果，罗曼·罗兰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感叹，站在曼哈顿的街道几何当中，你会感到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可能这个比喻不完全恰当，但某种程度上纽约曼哈顿这种均质的方格网，和大庆这种离散的、高度同质化的干打垒村，表达的概念是相似的，就是通过空间的同质化，去追求平等的社会秩序，当然背后是被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推动的，一个是相信商业的力量，当然资本主义驱动的前提也是要平等，另一个是由国家来统一分配资源，前者是出发点的平等，后者则是结果的平等。

　　界面文化：但从结果来看，这两种理想某种程度上都没有实现？因为纽约如今的士绅化问题很突出，富人正在占据更多的空间；大庆模式最后也似乎是衰落了。

　　侯丽：纽约不仅是士绅化，它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城市社会，围绕着中央公园的上东区，像铅笔一样高耸入云的豪宅，它确实制造了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平等的社会。但是我要说的是，杰斐逊那个时候的努力，对于今天纽约独特的城市性格，包括街区的步行可达性，都是有影响的。大庆也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种集体居住的模式，出发点是希望给大多数人提供相对平等、均质的居住环境，这种大规模工业化建造的低成本住房，为中国城市进入后三十年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基础设施，是众多城市新移民的“第一个家”，其贡献不应被忽视。

　　界面文化：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重读大庆的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城市居住和人的处境？

　　侯丽：共通的感悟可能是居住的异化，家园的被异化。今天的居住空间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对个体有意义的场所，而是成为了生产的机器。就像大庆的干打垒，在当时它首先不是一个家，而是生产机器，让工人能够就近、安全、健康地休息，从而快速地投入生产。而在当下，居住空间成为了资本化的商品，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了，大家都为了有一个家而不断付出劳动，用哈耶克的话说，也是被“奴役”了。

　　界面文化：到今天，大庆另一方面也会被视为一种精神资源，比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认为人可以战胜匮乏的自然条件，你怎么看？

　　侯丽：现在大家好像不太会讲人定胜天了，都讲天人合一，敬畏自然，也包括环境主义的兴起。不过主观能动性还是存在的，最著名的是铁人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像这样的话语今天仍然也存在，比如你可以看华为的一些企业出版物，任正非是毛时代的孩子，他的讲话中有很多毛主义的影响。当你试图去激励人们完成一件艰难的任务时，你成长环境中所接触到的话语就会出现。比如在早期深圳，招商局的蛇口开发，建设兵团如何转变为建设集团，其中都有着大庆话语的痕迹。

　　大庆人在阿松设计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前庆祝“”的倒台（1976年。来源：《大庆》画报）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讨论历史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时，提到这样一句话：“实现现代化的驱动力如此顽强，以至弱化了现代性的意义。”可以展开讲讲吗？

　　侯丽：对于中国来讲，现代化往往等同于物质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迭代，这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而现代性会更偏向文化，更多是指现代社会的构建，强调个体价值的认可，对自由的尊重。如果深入去看大庆的故事，你会看到一些前现代的内容，像是等级秩序、战争化的组织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推翻这个说法，认为大庆创造了另一种新的现代性，那就是对平等的强调。

　　侯丽：也不能说是前现代，但它不是一个建设的语言，而是战争，一种非日常的紧急状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状态经常被使用，比如采用运动式的管理，这在政治科学里面经常会被举例，包括我在哈佛的老师裴宜理，她也讲过所谓游击战式的治理方式。

　　界面文化：你一直在试图强调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怎么结合大庆的发展史来看这种连续性？

　　侯丽：最主要的就是，人是不会断裂的，人是联系起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人可以跟时代切割，但是他很难跟过去的自己彻底切割，这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续性。当然从大庆的前后历史来看，它始于石油的勘探史，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括在书的结尾，石油帮退出历史的舞台，石油生产也逐渐在走下坡路，看起来是断裂的开始，但这里的引子恰恰是，石油在70年代的繁荣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平台，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很多感受也都是跨越时代的。比如我在上海参加活动，有一位规划师出身的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么一个干打垒的设计花了两年？我说，因为反复改方案啊，他马上就懂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上面的想法不确定，下面的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不断地做很多无效劳动，包括反复的加班。